本网讯（通讯员：赵飞燕）2025年5月7日，第五期“珞珈艺术”学术沙龙之《早期彩色电影在中国》于乐鱼网页104教室举行。本次沙龙由乐鱼网页青年教师赵瑞君主讲，青年教师王婷主持。

沙龙聚焦早期彩色电影在中国的跨国传播与本土实践，直指大众对彩色电影的认知思维定势，针对彩色技术跨国过程的滞后性、美苏彩色电影的差异化接受、早期中国影人的彩色电影实践及彩色技术的科教发展面貌四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对中国彩色电影的追溯与重审。  

赵瑞君深入历史语境，对彩色电影的技术史进行梳理。早期电影发明家在电影中加入色彩，一种是以乔治·梅里爱为代表的手工上色，另一种是拍摄阶段将色彩引入胶片的制作方式。至1912年，上海《大陆报》所提到的kinemacolor被电影史学家普遍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彩色摄影技术。但该技术却由于经济成本、放映装置的局限，失去了在中国落地的可能。20世纪20年代，特艺彩色技术面世，彩色电影开始在沪上映。到1935年，第一部特艺三原色长片《浮华世界》诞生，使彩色电影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关注。

技术又是否可以成为彩色电影跨国传播的决定性因素？赵瑞君表示，经由史料考证，20世纪20年代上映的彩色片《黑海盗》已达较高制作水准，但早期彩色电影在中国直至1935年才获得广泛讨论，其间存在十年的滞后。追溯历史语境可知，彩色电影的跨国传播并非单纯的商业行为，还伴随着中西方的技术差距和认知区隔。20世纪10-20年代，多数彩色电影的讯息只刊登在租界的英文报纸上，而同时期中国专业电影报刊、人才又较为缺乏，二者间的错位使彩色电影的认知滞后。    

从国际传入的接受角度看，抗战背景和民族心态也影响着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辨析与选择倾向。苏联彩色片来华，因其兼具现实意味和意识形态指向对当时称雄舆论场的好莱坞电影带来两极化口碑转变。至20世纪三十年代末，苏联彩色片开始受到舆论认可，进步知识分子则转向对好莱坞彩色片的“肉感艳丽”批判。此贬斥之举却未被消费文化取代，美苏彩色片仍在当时并行，实则满足着不同观众的观影期待。

随后，赵瑞君从本土的实践与接受切入，针对电影史确定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进行考证，商榷补充了早期国人的彩色电影本土实践。依据现存已有材料，1927年张慧冲导演的《水上英雄》和1940年艺华公司出品的《观世音》在当时巧妙运用色彩凸显人物形象，激活了影片商业价值。但拓展至20世纪30年代后的国际语境，特艺彩色已垄断了彩色长片的制作，本土实践却仍处于困顿之中。

囿于种种限制，成规模的全彩色电影制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不现实。彼时，彩色技术的认知同科教译介的推广则息息相关。1932年，准官方性质的教电协会成立积极推动了技术的探究。而漫长被动的认知过程，实则也折射出经济落后、国力羸弱的多重焦虑。战时背景下，彩色电影技术在中国的跨国发展背负着国族意义。赵瑞君强调不应以枚举杰作的方式思考电影史，也不应以进化史观缝合电影史，打捞尚未被发现的历史真相，方可窥得更为鲜活真切的历史图景。

针对电影史研究的方法，与谈人王婷也指出独到的见解，研究应忠于材料，在大叙事和微观写作间找到合适的距离分析。而电影史的研究，也断然不是史料的堆砌，最重要的是在组织和叙述过程中展现观点和立场。沙龙在师生的热烈反响中圆满结束。